巴人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有着重大贡献的民族，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丰富更是贡献非凡。在今四川、重庆、湖南、湖北、贵州、陕西等古代巴人活动地域，巴人披荆斩棘，锐意创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积极融会本地土著文化，广泛吸收周边异质文化，特别是大力借鉴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了品性独特，内涵丰富的巴文化，不仅使巴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因此，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深深关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巴蜀文化”概念以来，对巴文化进行了七十多年的研究，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辛勤笔耕，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至为丰硕的成果。为了更深入地开展巴文化研究、扫描巴文化研究的历程、透视巴文化研究的现状、展望巴文化研究的未来，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笔耕成果就显得至为必要。
一、巴文化研究的七十年历程
    对巴文化的注意往往与对蜀文化的研究交织而称为巴蜀文化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部分学者突破传统“考据”模式，利用近代方法研究巴蜀历史，开启了巴蜀文化研究的七十年历程。1930年吴致华发表《古巴蜀考略》[1]一文可视为近代治巴蜀史的早期代表作。是文依据古籍记载，考证巴蜀立国时代、疆界四至、政治消长等，有两点新意，一是用图腾解释巴蜀族称；二是评价了巴蜀的社会模式。认为巴蜀同样经历了由游牧到农业定居的转化，殷商时期蜀已经有城郭都邑，后来发展的宗庙、饮宴、立太子等和中原同制。巴的姓氏与诸夏同。有货币、城市、职官和君臣观念等。秦举巴蜀（前316年）至西汉文帝时期是同化剧烈时期。
    四十年代，因为“抗战”，学者云集西南，“边疆研究”大兴；而“巴蜀铜器”的发现则刺激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著名学者如徐中舒、董作宾、顾颉刚、缪凤林、童书业、郑德坤、卫聚贤、商承祚、陆侃如等纷纷著文讨论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出版巴蜀文化专号，形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对巴文化而言，此期最重要的也有二事，一是“巴蜀独立发展说”的提出。1941年顾颉刚发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2]，清理古代文献中有关巴蜀的材料，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氏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因为他洞见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和巴蜀文化区系的问题。二是“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早在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时有青铜器出土，以兵器为多，形制花纹与中原青铜器有异，流布各地以至海外，被人误为“夏器”。卫聚贤搜集这批资料，写成考释论文，题为《巴蜀文化》，发表于《说文月刊》3卷4期(1941年)和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他在文中将这批兵器分为直刺、横刺、勾击三类，并摹写出器体上的各种纹饰。他认为，春秋以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仿中原文字。对于蜀国青铜器的年代，则断在商末至战国。把巴蜀文化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来看待，卫说一出，争论大起，学者多持怀疑态度，但毕竟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五十年代，因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量地下文物得以出土，比较重要的有四大发现，其一是船棺葬的发现。1954年昭化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均发现大量船棺葬，出土大量巴蜀铜器和陶器，如柳叶形剑、空首斧钺、三角援戈、有胡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