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
| 浅谈巴文化——与中型舞蹈诗《巴》的编导商榷 黄德建 |
| [ 录入者:pink | 时间:2008-03-25 16:32:51
| 浏览:2次 | 来源: | 作者: ]
|
“涪陵地区民族、民间文艺调演”，地区歌舞团首次将巴文化以中型舞蹈诗的形式搬上了舞台，这在艺术上是一次较大的尝试和突破，对弘扬民族文化，繁荣文艺舞台、无疑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四十三年来，我国，特别是四川的考古学家和文史工作者，为研究巴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不少专著问世，但作为一种舞台形式，特别是中型舞蹈诗的形式，展现在今天的文艺舞台上，确是一件新鲜可喜的事。
中型舞蹈诗《巴》的出演，已使巴人的历史具备了一个简略的舞台雏形，从编导的最初构想，舞美、服装的初步设计，以及演员的认真表演，已将巴人这一四川古老的民族，再现在观众的面前，使之初具规模，尤为突出的是编导在细心研究巴人的基本服饰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壶”的图案大同小异。《巴》舞中巴族的椎结发饰，与冬笋坝铜剑，铜矛所绘的双结头饰基本一致。特别是对巴人的舞姿进行了精湛的归纳提炼，将川东地区古时巴人的文化特色艺术化，并把这一民族特色构成了一个舞蹈艺术的基本的粗略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成功的创作。
“巴文化”它是一个涉及西南古代民族几百年历史的大题目，我们的前辈考古学家对此作过精深的研究，努力的耕耘，可谓巨著累累。然而，由于“巴文化”它涉及原川东广大地区，巴人这一古老民族的产生、发展、繁荣、逐步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截至今日为止，尚有不少空白，留待众多的当代专家，晚辈后学，去勤奋研讨，慎重填补，更何况中型舞蹈诗《巴》这一新生事物，现就《巴》舞中的一些问题，乃至于失之偏颇的地方，略述余之管见。
首先谈一谈巴人的起源。笔者认为，舞蹈叙述巴人的起源毋须从地质时代和生命起源的“太古代”、“元古代”讲起，它与描述这一民族无必然的历史联系，譬如“寒武纪”“奥陶纪”三叶虫时代和淡水鱼类时代，那只是遥远的地质时代划分，与巴人的产生无直接的关联。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山海经·海内经》，其中说巴人的祖先是“太皞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只是一种朴素的口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解释巴人起源的历史依据。相传巴人的第一位“君长”名曰务相，谓之“廪君”。但《太平寰宇记》卷168引“廪君种不知何代”，也未将该问题落到实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太侍[？]班固认为，巴人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长阳县境内，（见《太平寰宇记》卷147页记《长阳县》）“武落山一名难留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处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叙述的实际上是一个部落中的五个氏族争夺军事酋长职位的斗争，与恩格斯在分析原始社会后期情况时指出的情景是一致的，并且这种矛盾已经急剧地向阶级社会转化。根据史料，将巴人的发源地定在湖北的西南部是比较合符事实的，考古界均认为，巴人的起源时代上限不会早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或已进入家长奴隶制社会。
接着谈谈巴人是否以狩猎（舞蹈中“追猎”）为生。廪君带领着巴族进入今川东以后，充分利用长江上游的渔、盐之利，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于是，巴民族进一步兴盛起来，并建立了奴隶制的巴国。狩猎为主，只是原始时期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这时的巴人已进入完全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华阳国志·巴志》说“其畜牧在沮”，在今涪陵附近，这一时期巴人仍然以渔盐畜牧业为主，并且大力发展农业和养植业生产。《华阳国志·巴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这说明在附近蜀国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农业已成为巴民族之重要社会经济。尽管农业耕作技术较为落后，乃至于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然而却具备了奴隶社会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这与围猎谋生，钻木取火有着极为明显的时代区别。如七二年涪陵小田溪战国至秦的巴王墓，出土的弩机，就有别于原始的狩猎工具弓箭，伴出的青铜巴式柳叶剑、钺、戈等，足以证明巴人除以农业为主以外，青铜铸造业也十分发达，并充满了奴隶社会的战火硝烟。从涪陵小田溪、巴县冬笋坝和广元昭化宝轮院出土的墓葬，凡系男性，每墓必出剑、钺、矛、戈等武器，这绝非偶然现象，透过这些巴民族的青铜兵器，我们似乎看到，巴人正处在奴隶社会诸候之间频繁的战争年代，已经看到这一古老的强悍的罕见的民族潜影，可以这样说，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由战争构成的历史，“巴多将，蜀多相”嘛。
从《巴》舞中的“悬棺”谈巴人的祭祀丧葬。“龙河……古为巴国各族居住地，又是巴族始祖廪君带领‘巫蜑’人由鄂西迁徙至川东山区同山地獽人结合而经过的地带。古龙河岩棺大致为当时獽蜑民族的文化遗存”；“石堤崖棺实际是巴国南部各族后裔首领的一种墓葬”（见《涪陵地区文物志》，第78页）；“郁江岩棺，彭水櫃子岩的葬具正是这种状如櫃而内分三格的木函，将其亲属定为僰人遗存似为允当”。珙县“僰人悬棺葬，于七九年七至九月在洛表乡麻塘坝清理了十具”，这十具悬棺的时代，可据此断在明代中期。（随葬器物有两件青花瓷碗，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产品）（见《四川省文物志》，第二集，第54页），悬棺葬在此尚不一一赘述，但就综上所述，也只不过是“大致为当时獽蜑民族的文化遗存”。“实际是巴国南部各族后裔首领的一种墓葬”。“将其亲属定为僰人遗存似为允当”。更有“僰人”悬棺明确定为明代。倘若将“悬棺”这种葬制定为中型舞蹈诗《巴》舞中古代巴人唯一的，具有代表性的葬制，确有不够全面之处。从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冬笋坝，宝轮院等大量的巴人墓葬来看，巴民族的主要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墓葬应为“船棺葬”“土坑墓”。船棺葬及为一独木舟，葬具用整段木材挖成木舟形的木棺，尸体及随葬品置于舱中，冬笋坝，宝轮院发掘了大量的船棺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巴文化代表性特征的器物，如巴式柳叶剑、钺、矛、戈等。特别是涪陵小田溪的巴人竖穴土坑墓，出土了大量的巴人象征性器物，巴式柳叶剑，短骹弓耳矛，弧刃钺、戈、弩机等，尤为珍贵的是一套十四件的编钟，这些巴人遗物上，常常伴有至今尚未破读的象征巴文化的“巴蜀图语”，为此，“将船棺葬，和土坑墓定为巴人的典型代表性葬制是不会犯大的错误的”。
也谈白虎。“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由此看来，当时的巴人还是用白虎作为本民族的图腾，用人作为牺牲去祭祀。这种祭祀是巴人祭祀本民族的“君长”，而不是魂魄已为白虎的廪君本人参与这种祭祀活动，至于舞台正中出现的巨型虎王，作者的原意，是不是表述白虎，不得而知，但从舞台造型来看，实象一头生活在华南地区的华南虎。要使该造型更接近历史，可参看“巴蜀图语”中的虎纹以及涪陵小田溪出土的编钟架虎头饰。
最后谈谈巴人的去向及归宿。（《巴》舞中“大江东去”），巴族迁入四川后，最初是住在涪陵，并且在这里建立了巴国最早的国都……枳。（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页）枳为巴族入川后的第一个根据地，实为巴族长期经营的地方。《巴志》“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巴子虽都江州，但仍将先王的骨骸归葬于故里。枳应为今涪陵西四十五里的梓里乡。在距梓里乡不远的白涛小田溪，七二年发掘出了巴王墓，这绝非偶然之现象。其后巴族顺长江上游发展，下游曾以“平都”作过巴国的别都，虽然建都江州，但也在合川建过别都。（《华阳国志》）“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阆中为巴人最后建都之所；由于当时受到楚国的侵逼，只好迁避阆中，阆中是巴人（应当说是统治者）最后的据点，这时就只剩下川东的一小块地盘。公元前329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率兵灭掉巴国，巴从建立到最后（灭亡）大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历史，结束了独立的状况，巴虽被灭于秦，巴人一部份仍流入五溪，但绝大部份已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与华夏族胼手胝足，筚路兰缕地定居下去。
去年五月，市文化馆搞编导的同志，曾向我约过编写舞蹈《巴人》和《仙去的白鹤》，但由于工作繁重，加之文笔钝秃，未及暇付诸于实际，今观中型舞蹈诗《巴》，一喜之下，胡乱弄笔。加之史料不足，难以成章，语言粗俗，文不对题。有曲解编导者原意，冲撞之处，还望海函。余之管见，如能对《巴》舞所裨益，当不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原意。 |
|
|
|
